徐庆红
【作者机构】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来 源】《闽台文化交流》 2006年第4期
新垵是厦门海沧区的一个行政村，包括四个自然村，是全国有名的侨乡。厦门市被国家列为经济特区后，厦门各区有了新的发展定位，海沧区承接了从厦门迁出的大部分重工业，同时，新兴的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也纷纷在海沧落户，比较有名的如夏新、柯达等电子类产业都在海沧区的新阳工业区。由于工业区在地理位置上与新垵、霞阳两村相接，于是便各取其村名中的一个字，谓之新阳。
作为都市边缘已经从农业生产为主转向以工业生产和出租屋经济为主的新兴社区，新垵更像一个新兴的繁荣的市镇。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布局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土地被征用的农民——如果没有土地的人仍可以被定义为农民的话——新建了大量的出租房提供给附近工厂需要住宿的工人。这种出租房经济让新垵村民有了生计的依靠。但生计方式的改变并没有改变新垵旧有的文化传统习俗，经济的转变反而促使了文化和仪式的展演与传承愈加坚固。
很难想象一个业已被城市进程吞没了的村庄不仅适应性的发展了本村的经济，也顽固的保存了村庄的传统和历史遗存下来的宗族势力。这个用经济学原理很难解释的悖论，在新垵事实上地存在着，并且通过一个全村性的仪式展现着现代村庄巧妙契合了现代化与传统。新垵村三年一度的“送王船”仪式，不仅仅通过内向整合和外向整合的作用，使村庄在大社区中达到均衡态势，更是村庄狂欢的节日，村民在仪式中复辟了传统，延续了社区的记忆。
“送王船”是闽台地区特有的民俗活动，是当地王爷信仰的产物，并不单独存在于新垵。在闽南方言中，“王爷”的称谓意味着尊崇、敬畏，民间又流传其前身乃是受皇帝册封的冤屈鬼魂，故称之为“王爷”。但是“王爷”并不是确指某一位神祇，而是一个性质类似的神的群体，各个王爷的由来也有不同的地方性阐释。由于王爷信仰是闽南地区最主要的民间信仰形态之一，故几乎每个社区都有王爷宫。王爷主要通过信众举行“迎王”、“送王”的仪式，在特定的时间到社区巡狩驱邪散福，之后再返回天庭，故很多王爷宫并没有供奉王爷的神像，而是由“代天巡狩”之匾或者八仙彩代之（石奕龙，1994：201）。“送王”仪式中往往有王船祭，根据村庄的经济实力强弱，仪式规模也有不同。
送王船的日期一般在农历十月。在送王的年份，社区的一些人会聚集商议送王船仪式的筹备事宜，这项工作由社区的某一寺庙或某一宗族主持，而参加的人员一般以该庙的祭祀圈信众和该社区的居民为主。厦门海沧新垵村邱姓家族送王船活动，就是由邱氏家族主持的社区性民俗活动。
新垵送王船仪式主要包括：制造王船，送王船，烧王船等几个连续性的阶段。
1、制造王船
造王船的地点在邱氏家庙，由于在新垵的四个自然村中邱氏宗族势力最大，为新垵大姓之首，造王船的工作主要由邱氏家族负责。开工的时间不仅要通过占卜确定吉日，还要举行一个小规模的祭奠活动。由于“计一船所费，或逾中人之产”（林国平，2003：436），资金的筹集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据族长介绍，造王船的费用大概有三个主要来源：（1）海外亲属捐赠；（2）宗祠的日常捐赠和香火收入；（3）村民的自发捐赠。待到“送王船”当日，捐赠者的名单会被贴到祠堂外面的显要位置上。负责造王船的工匠，是从泉州等地请来的，从开工到完成大概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般来讲，在建船过程中，不允许妇孺和闲杂人等接近、触摸船体，以避免污秽。
王船制造精美细致，和真船并无二致，唯有大小比例相对于真船要小一些。船身长约7-8米，宽和高约1.5米，桅杆大约高约5-6米，并有三只船帆置于船上。船的骨架以及桅杆全部由实木打造，船身上除固定的木板之外，外加绫绸彩纸装饰，并有图案雕绘。据《闽杂记》记载的“王爷船漳府属亦有之，然亦皆绫纸所糊尔。惟厦门人造其真船，其中之物，无一赝品”（李玉昆，1999：126），言之不虚也。在闽台地区，王船的形式是多样的。有的地区依然是由木材打造，只是形体略小于渔船；也有采用木质骨架，辅之绫纸，整个王船造价下降，重量也相对较轻。
2、“送王船”
“送王船”的日子经占卜请示神明之后选定。送王当天，装饰一新的王船已经被搬出邱氏家庙，放在祠堂前面空旷的广场上。王船本身汇集了民间各种因素，白虎、朱雀、青龙、玄武四色旗子竖在船身左右，“代天巡狩”则被放到船头，船上堆放各种日常用品以及金纸元宝。王船前设有香案，供村民摆放供品。临近“送王船”时，整个新垵开始热闹起来，到处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礼花的华彩。
据族长介绍，送王船所走的路线（又称“香路”）并没有很严格的规定。只要最终将王船送到海边——现在新垵与霞阳两个行政村的交界处。事实上，由于王爷的代天巡狩、驱邪散福以保一方平安，村民们无一例外的希望王船巡游经过自己的住宅或者店铺，所以，尽管出巡路线是历史沿革约定俗成，但其中也还是包含了村民对信仰资源的博弈过程。香路两旁，家家户户准备好祭品以及鞭炮，当王船经过时，主人点燃鞭炮，将米馃，水果等放在供桌上，请王爷享用。
在海水涨到最高潮之前，送王船的队伍出发了，王船后面是浩浩荡荡的人群。游街的时候，前面长长的队伍有鼓乐队、龙阵狮队、宋江阵、“吴松阁”、金童玉女花轿等开路（刘朝晖，2005：141），随后是装饰得华彩富贵的王船，由本村的青壮年轮流牵引前进。老老少少的村民手持檀香虔诚的尾随在船的后面。当船启航的一刹那，全村又被一阵振聋发聩的鞭炮声所覆盖，犹如一场仪式的序曲，继而硝石燃烧产生的浓雾般的灰烟笼罩了整个村庄和仪式中的所有人，一切变得神秘而神圣。
队伍主要包含三类人：村民；住在新垵村的外来务工人员；像笔者这些抱有观察目的的研究者。作为外来的研究者的我们在仪式中拼命的寻找自己的位置，并尝试给予仪式一定的客位解释；而外来的打工者远没有我们来得从容，他们有些慌乱和不知所措，尽管外表看来平静异常。事实上，神秘化赋予了仪式以权威。送王船的仪式在图解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它团结本族、强化宗族群体认同的同时，也巧妙地排斥了他者。在仪式中地位的缺失，意味着现实世俗生活中的身分缺失。仪式很巧妙的复制了日常生活的模式和意义。作为外来务工的打工者，事实上形成了村庄的陌生人：既不是局内人，又不是局外人。这种特殊的潜质使他们具有了模棱两可的地位。身分的含混性导致了性质的不确定（即危险性），所以尽管他们可以追随于送王船的队伍之中，却被仪式中的符号阻挡在神圣的外围。
队伍中的村民明显的分为两类：老人、青少年。老人们在仪式中亦步亦趋充满虔诚——他们神情肃穆，不时地将手中的檀香举过头顶，向船的方向拜拜。而青年们则在队伍中奔跑嬉闹。究竟是什么模塑了传统，规避了青春？神情庄重的老人们无一也曾经少年，青春时期对仪式的懵懂与轻狂大概也如而今的年轻人。是什么使他们最终皈依了仪式，膜拜于传统之下？是什么促成了这一大转化？诸类问题，大概只有放在社会的历史记忆中考察寻找，才可能有些许的解释。Dr.Waston认为，仪式标准化的成功因素，不在信仰，而是对动作的关注，一致的动作行为比探究仪式的真正内涵更重要。村民对仪式的理解，往往是它如何进行，而不是它的意义，只要恰当的进行仪式，信仰本身变得不重要了（Catherine Bell，1992：139）。在“送王船”这一仪式的场域中，不同年龄的人获得不同的知识，这些知识往往决定着以后仪式行为的模式。
3、烧王船
王船最终送到新垵、霞阳两村交界处，也就是十几年未填海时的海滨。这时候的烟花更为密集，鞭炮不绝于耳。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新垵向隔壁邻近村庄的一种炫耀，多少有些“夸富宴”的影子。人们在满足自己巨大虚荣的同时，也展现了村庄的经济实力，维护了村民的自尊，强化了新垵人对本村本宗族的认同。
历史上新垵是临海的，据族长讲，以前未填海的时候，王船确实要送到海上烧掉的。但现在的海岸线变成了滩涂和土地，只好将船送到原来的海滨烧掉。（厦门其他地区的送王船仍要将船送到海上，如厦港。）
在烧王船的前后，人群从未停止过喧嚣。村里的鼓乐手吹奏着音乐，几个道士在王船周围作法事。值得一提的是，道士是由村民临时担任的，他是这场仪式中的神职者，但当仪式结束后，他会重新拾起日常的世俗身分。也就是说，他的身份是临时性的，是具有场景性的。
船的周围开始有人点火，人们突然肃穆的望着夜空中王船燃起的火焰，似乎巨大的喧嚣中隐藏着无边的神圣和寂静。当船几乎燃尽时，船的桅杆仍未倒下——而这是村民最关心的，因为桅杆倒下的方向决定着村庄未来三年的运势，倒向村庄的方向是大吉，而倒向海则大凶。人们开始祈祷，同时几个本村的青年在组长的命令下，撑起巨大的竹竿，用力地将桅杆推向村庄的方向。最终在村民的干预下，桅杆终于如人所愿的向新垵的方向倒下了，周围响起了欢呼声。事实上，桅杆的倒向是完全随机的，这种人为的干预恰恰说明了宗教的世俗功用——抚慰暗示和满足人的心理诉求。
燃烧着的王船和欢呼的村民，新兴的工业区和历史记忆中的海洋，鳞次栉比的出租屋和藏在村庄深处的老宅和祠堂，这不再仅仅是个简单意义上的村庄了，更是历史舞台上的一场戏剧，在历史的时空中扬起巨大的漩涡。
人们随着最后一束火光的熄灭一一散去，重新投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明天意味着什么？三年的准备，又一轮的送王船即将开始。“这些至关重要的时间间隔的组织方式，使它们显得具有一致性，并且在经验上也是如此。因而，由于它本身的性质，仪式时间具有无限的重复性。”（保罗·康纳顿：2000：75）仪式在技术现代化的过程中轮回，传统借此偷生。
4、另一种景象——仪式的延伸
“在闽台地区，素有演戏酬神的习俗。闽台地区有无数自己创造的神。一年到头又有无数的祭祀，而祭祀时，则一定要请戏酬神。戏的好坏在次要，首先庙口要搭台唱戏，要神明高兴。其次要热闹，那才看戏的好坏。”（陈耕，2004：45）
在王船启程的前几个小时，许多村民尤其是老人们大多集中在庙口欣赏芗剧。芗剧又称歌仔戏，是闽南地区的方言剧种。上了年纪的村民沉浸在咿咿呀呀的唱腔中。在舞台上下共同倾情投入戏剧中，那种可以穿透你耳膜的声音折射了出来，也穿透了村庄仪式的透明的外衣，在世俗的生活和神圣的仪式之间，作为一种填充物而存在。
在新垵，村中的五个“角头”都有集资建设起来的公共活动中心，这些地点成为社区整合认同的场所，也是新垵村落精神的聚焦点。在浓烈的氛围中，村民将戏剧和信仰融合在一起。“仪式本身就是权力，通过想象历史来想象自身认同的渠道。”（王铭铭，1999：18）在这里，铺排半虚半真的历史，平淡的生活戏剧化，而戏剧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仪式的效用不仅仅限于仪式场合”，“仪式上展演的一切，也渗透在非仪式性行为和心理中”（保罗·康纳顿，2000：50），这时候的仪式，不仅仅在是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更成为三维的一种存在，仪式的价值和意义已经渗透到村民的全部日常生活。它不仅仅是空间上“送王船”仪式的一部分，也是村民的另种生活异态——“人们需要生活在一个他可以赋予某些主要意义的世界里，他可以把握这个世界的基本要义”（格尔茨，1999：194）。
在邱氏宗祠中，笔者曾问一个村民，他们现在送王船的目的是什么？不同于学者普遍认为的祛除污秽与祈祷全村的幸福，村民有自己的解释。村民操着闽南腔十足的普通话向我解释：有些人的看法是不对头的，他们花这么多钱和人力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保佑那些在海外（南洋）谋生计的村民平平安安，生意兴隆。这样的解释微妙而意味深长。固然，两种解释的本质是一致的，但是祈福的对象从本村（村内宗族）到海外华侨的转化推及，暗示了海外关系的维持，对新垵的举足轻重。
新垵是闽南有名的侨乡，村民大多有在海外谋生的亲戚。在上世纪 30、40年代，海外的新垵人给本村带来巨大的财富。村民的衣食住行所需无一不是从海外运进，大到家居用具，小到针头线脑，乃至煮饭用的木柴都是从南洋而来。村庄对海外华侨以及华侨经济的依赖可见一斑。宗族就是联系海外华侨和村庄的唯一而有效的纽带。如今，老一代的华侨群体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受西方英语教育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侨。这些人的投资对新垵集体经济是十分重要的。虽然新一代的华侨对宗族关系缺乏像老一辈那样的认同，却始终没有抛弃这一联系。而宗族正是利用这种仪式（送王船）重现历史的情景，以强化新时期大陆宗族与海外宗亲的联系。作为华侨村，最大效益的利用海外的宗族关系发展本村经济，是新垵发展自己的策略之一。
宗族，是联系新垵与海外亲属的纽带，尽管它在文革期间曾经中断。仪式的恢复与重构，尤其是大型的宗族仪式，就成为新垵与海外重建社会记忆的手段。村庄深层记忆的内核不会因为某次政治运动而消失，民间信仰的短期断裂不会抹煞人心灵深处的深层记忆，并且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又得以复苏。同时，宗族领袖在仪式中的作用也显现出来了。因为族长是仪式程序的记忆者和组织者。换言之，族长是一个社区记忆主要的负载者和操作者。他从上一辈那里获得了完整的仪式的记忆，完成了仪式神圣性的交接。造船的工匠们虽然从先师那里学到了精湛的手艺，却没有得到意义的解释，王船的某个部件完整或变形，都无法去探知它的原初意义。但这并不是我们垂头丧气的理由，因为意义的模版已经保留，这也就给了我们破解的机会。而对于村民，他们关注的是仪式的情境，而不是仪式的象征内核。
历史记忆使社区文化得以保存，而仪式是保存记忆的最有效手段和记忆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人们通过繁琐的仪式礼节，将属于集体的公共空间不断加强加固。正是仪式所给予的场景和对场景的确定，人们才在日常行为之外，寻找到了历史感和归属感。反过来，仪式的偏废很可能会造成社区群体的麻木感和缺失感。在这个层面上，仪式又兼顾了社区的道德规避作用，无疑，仪式赋予了村民对公共道德的认同和接受。
社会传统以神奇的方式复制着自身，发展着自身。它存活在每一个历史情境中。整个送王船的过程，犹如一场分工明确的舞台剧：村庄就是舞台，村民在竭力扮演好自己仪式中的角色，并试图抛开角色的外衣，抛弃日常的挫折、痛苦和压抑，在仪式的荫庇下狂欢。事实上，这台戏根本不需要所谓人类学者一类的看客。村民在仪式中自我调适，摆脱三年来堆积的日常困烦，祈求一个否极泰来的未来。这种调适的周期和仪式的周期相重合。社会记忆有如历史的车轮，尽管会因土地不同而留下深浅不一的印痕，但本质却是统一的，而且永远不会停滞。
海外记忆借助“送王船”仪式的形式得以保存。“被记忆的往往是一个社群的历史记叙”（保罗·康纳顿，2000：52），历史通过强化的仪式融进了村民的集体无意识，无论现在那里是工厂还是滩涂，但记忆的历史将反复吟诵，并且无限真实。
社区记忆主要依靠在循环重复的社区时间里发生在村落中的集体行动，依赖所谓的持久性记忆所建构与再现的历史。而仪式的重演特征，它对于塑造社群记忆，是一个重要的媒质。“仪式是一种操演语言，操演话语本身构成了某种行为，没有操演，就没有仪式。”（保罗·康纳顿，2000：66，70）人群通过对仪式行为的传承而不断重演着仪式，尽管仪式的深层意义可以变迁，但其外在形式却几乎完整的保存下来。历史是被文化的意义所结构的，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结构。当地人记忆、表现和建构他们的过去，又把新的变迁纳入和融合为其文化范畴的一部份，或发展出新的文化要素而适应政治经济情势的变迁。新垵的社会变迁导致了其仪式意义的转变，即从单纯敬神衍生出对海外宗亲的维系，但仪式的形式以及行为（动作）却被长久的保存，被赋予了各个时代的意义，不断流传下去。
纵观整个仪式过程，可以得出下列浅显结论，即仪式作为社区历史记忆的手段，通过影响人群内部的行为规则进而影响一个社区的组织模式，从而维系一个社区的记忆。而新垵正是通过社区的宗族组织以及具体的仪式行为（ritual action）即送王船，达到协调仪式的目的，而仪式自身具备的形式上的稳定性，间接的强化了社区的记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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